学生犯错后，教师可不可以惩戒?如何惩戒?惩戒的边界在哪里?近日，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让这些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9月末，《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(草案)》出台，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。其中规定，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，针对一些违规行为，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“罚站慢跑”，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。10月中上旬，河北省出台《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》，其中规定，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、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，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。

文件出台后，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。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和教育工作者，不少人对教师拥有“惩戒权”表示欢迎，但也有一些一线教师认为，“对教育现实生态的改善不大”，教师拥有惩戒权，是喜是忧?记者深入一线，探寻真相。

专家：“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”

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，很多人表示欢迎。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，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。“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，长期以来，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，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，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，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，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，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、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，都有积极意义。”董圣足告诉记者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“教师拥有惩戒权”也持肯定态度，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，“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。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，给汽车装上发动机，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。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，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。”

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，也许“良药苦口”，但却是必要的。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，一旦成为教师，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。”

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。“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，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。可喜的是，近几年来，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。”严寅贤说。

但是，记者在采访中，却发现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，有的老师表示，“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”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，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，“提到这个话题，学校、老师、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。”

严寅贤这样解释，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，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。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：教师不敢惩戒学生，甚至“老师怕学生”。

教师有顾虑：惩戒是否影响师生、家校关系

业内对惩戒权的呼声由来已久。

《义务教育法》第十六条规定“禁止体罚学生”;《教师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“体罚学生，经教育不改的”，要给予教师“行政处分或者解聘”，“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;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。董圣足表示，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，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，导致教师只用“引导权”、不用惩戒权，“对于教育来说，这是失衡的”。

然而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?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，“惩戒之后怎么办”?

“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，惩戒之后，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，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，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。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，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，那么，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，双方也都会理解。”刘海燕告诉记者。

“家长要相信老师，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，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，老师给予提醒，让他站5分钟‘清醒一下’，有的学生上课说话、扰乱课堂纪律，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。在教学过程中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”刘海燕说。她认为，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，“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，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，提醒学生听话好学，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。”

而老师们也应该注意，“有的惩戒，比如抄写、罚站，只对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。甚至10年前，这样的惩戒是起作用的，今天就不再有用，因此，教师们也要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。”刘海燕说。

严寅贤也表示，作为一线教师，面对学生之错，不能动辄惩戒，要尽可能“化干戈为玉帛”。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初二某男生，整体素质非常好，但课堂老睡觉。老师问：为什么总是睡觉?学生漫不经心：习惯了，忍不住。教师惩戒：罚站，批评，但几无效果。

老师灵机一动，来个“嵌名”式调侃(把学生姓名镶嵌其中)。前提是：当事人能接受，绝不伤害其尊严。于是，老师写了一首“嵌名诗”“问君想闯睡觉难关?问君可走康庄大道?问君愿沐春日朝阳?”待这位学生再酣睡，老师迅速板书;然后唤醒沉睡的学生，令其看黑板，大声朗读。学生始则犯懵，继而大笑(全班皆然)，继而朗读。老师宣布：若“旧病复发”，黑板上默写“嵌名诗”。结果这学生睡觉毛病基本改正。

教育，是春风化雨的过程，“惩戒是门艺术，既要想如何惩戒，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。”刘海燕总结。

惩戒措施是否需要细分到“慢跑”“罚站”

写入条例的“慢跑”“罚站”是不是变相体罚，中间的度如何拿捏，是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。对此，储朝晖认为，“这无疑是变相体罚，教师的惩戒权应当拥有，但不应该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写入规则。教育有很多种方式，有的老师对于学生犯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不一定需要用‘慢跑’的方式，但是如此写入规则，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。在很多国家，惩戒权的概念不会出现‘慢跑’等细则”。

但严寅贤认为，规定得细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。“广东省规定的慢跑、站立，如果有科学的时间界定，有学生犯错原因和学生当时良好的健康状况为前提，就是必要的，也是完全可以实施的。一味迁就未成年人，对其犯错行为没有任何灵魂触动，有时或许是一种成长性伤害。”

除了尺度的拿捏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惩戒权的问题之所以难、之所以让很多一线教师纠结，原因还在如何理顺家校关系上。

而家校关系中，负担最重的一方，也许是老师。董圣足认为，惩戒权的出台，除了完善教育规范，更有给中小学校教师“减负”的意义在，让他们放下包袱，轻松上阵。

刘海燕认为，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、学习心理的建设，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。“我们在学校经常可以发现，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，学习习惯好，和同学相处融洽。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，学习习惯往往不太好。”刘海燕说。

同时，刘海燕认为，教师的配置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。“以天津市为例，新老教师其实是有一定断档的。我们当初师范毕业，在小学入职之前有老教师‘传帮带’。现在的新教师，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的总体不多，虽然学历很高，但是各个专业都有，他们考取了教师资格证、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招考，却缺乏必要的师范培训。他们的职业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，几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、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交往，对于孩子的心理、习惯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训。有的老师，自己还是个孩子。这样一来，和学生、家长的关系自然不容易理顺。”刘海燕由衷地说，“希望更多的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小学工作，希望教师入职之前，培训的内容更多更规范。”